资料出于《林昭之死》作者陈伟斯，载《民主与法制》1981年第3期

有关文字：

林昭17岁时就迎接到了她舅舅为之奋斗牺牲的胜利之日。于是她投入了在无锡惠山之麓的苏南新专学习。这是一所充满革命理想、信念的新型学校。林昭在这所学校里，像一团烈火投向革命。母亲要她上大学，她固执地要在实际工作熔炉里经受锻炼，甚至不惜和家庭闹翻。在“土改”时，她挎着背包跑遍了当地的农村。她曾表示，将来要成为一个作家，写出一部反映“土改”全过程的小说。在学校和前辈的教育影响下，她怀着一片赤子之心，对革命越来越充满激情。有一次中秋之夜，一个同学用放枪代替爆竹欢庆佳节，林昭硬是认真地教训了他：“子弹是人民的血汗，不许你浪费！”谁能料到若干年后，正是人民血汗凝成的子弹，夺取了她的生命。而在杀害她的林、江反革命集团眼里，子弹还有一个价钱，而她的生命是一钱不值的。林昭从学校走向社会，开始她在常州民报当新闻记者。当时，二十岁的林昭有着使不尽的精力，写了很多新闻报道、诗歌、散文和相声。在记者中，她以文思敏捷、才华出众而闻名。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她经受了现实生活另一方面的考验，许多“新专”时代优良传统逐渐如烟云消失，人与人之间出现了意料不到的关系，信任换来了欺骗，真诚的友谊变成了相互的猜疑。真心者不受欢迎，巧言令色、到处逢迎者反得赞赏、提拔。像孩子一般单纯的林昭在这种情况面前，瞠目结舌，她甚至也走进了迷途。有人要她揭发母亲的问题，她居然也写了一些无中生有的材料。多年以后，她才向母亲表白了这桩隐痛。她说：“他们要我井里死也好，河里死也好，逼得我没办法，写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我不得不满足他们……我没存心诬陷你。”林昭从痛苦中惊起，从此她认真地投入了思索，她对许多社会现象作了分析，选定了要坚持真理的道路，宁可到井里、河里去死，决不再讲违心的话！

林昭生于1932年。17岁正是解放那年，1949年。江南是大约4、 5月解放的。

20岁离开专科学校参加工作当记者，是1952年。那时是镇反时期（1950年镇反，后来三反五反，到大约1953年结束）。清查每个人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出身不好的人的。

蓝海从林昭妈妈许宪民“一直没事”推断林昭并未被“逼问”，所以是主动“出卖”母亲的。只能说明此人惊人的无知。

解放初，档案系统是很乱的，人员还在流动，阵营还在重组，又确实有特务潜伏。任何一个普通的参加新社会工作的人，都会被严格审查。我读到过若干父辈的自我交代材料，关于祖上干啥的，爹妈是干啥的，从哪年到哪年在干啥。这就叫向组织交待。如果背景有问题，就会涉及“揭发”。组织上会一再刨根问底，会派人外出调查。林昭父母目标大，更会被“逼问”。她自己也未必知道其母亲过去和共产党合作。即便知道一些，也不等于说是身份可靠打包票的。因为档案在建立中，她的直接组织领导也未必掌握什么，只有不断“逼问”罢了。

（我有一个长辈，林昭一样的年纪稍小一点吧，六十年代将要被发展入党，组织上去她老家一调查，镇支书证明其为恶霸地主。组织上回来，入党就搁下了，她蒙在鼓里。直到文革大字报揭发出来，她才知道被镇支书诬陷，因为其当年拒绝了他的求婚。可是她无法要求改正过来，拖了一辈子。老年入党，涕泪交流。这还是部委机关的档案情况。）

一方面组织要调查，一方面自己要交待。这个过程中，发生组织一再“逼问”，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且这种交待，不只在50年代初，以后还会反复出现。“他们要我井里死也好，河里死也好，逼得我没办法”，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有第一手资料知道这样的情况。唯独蓝海不知道。

交待背景复杂的父母的历史，有些会是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被诱供的。过些年，社会经验丰富了，摸着共产党的牌路了，知道本来应该怎样把握分寸，尤其是知道母亲原来几乎是地下党，后悔当初的理解是误解，后悔因为划清界限的动机驱使也提供过一些违心的资料。这样的情形很自然。但母亲所承受的，就无可挽回了。这就是林昭对母亲的忏悔，她说她没有“存心诬陷”。

我们有什么样的理由不相信她的话？有什么样的理由断定其是为了向历史向后世撒谎？甚至是和母亲心照不宣当面撒这个谎给后世的“观众”？其母亲为何心知肚明其撒谎而原谅了她、而帮助她打造圣女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