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提抓阶级斗争，公安机关当然是充当急先锋的，检察院、法院也须紧紧跟随。我们从苏联移植过来的这种体制，公、检、法同属专政机关，理论上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实际上配合是实，制约是虚，惯用语叫做“一个拳头”。尤其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种体制中还有个特别之处：公安局长是党委的常委，代表党委全面领导政法工作，而那时法院院长的规格要低一个等级，实际上形成了警察机关领导司法的格局。当然，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不能归咎于政法机关，他们只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忠实的执行者。他们必须充分运用专政的手段，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这是他们的神圣职责。尤其是公安机关，处在对敌斗争第一线，神经特别敏感，眼光特别锐利。在“坚决打退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这样的号令下，公安机关决不怠慢，于是，许许多多的“阶级敌人”都落入了天罗地网。
聂绀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作为“阶级敌人”进入了专政机关的视线。当聂绀弩本人完全不知，也不可能觉察的时候，他的写作和言行都会随时随地进入专政机关的档案中。
有一份1962年9月12日递给公安机关的报告。报告提供人可能是一个国家机关的干部，此人经常在聂绀弩家中走动，他积极配合了公安机关的工作。这份报告开始是这样写的：
我昨天去找了聂，与他“畅谈”了一阵。
下午，我带了一瓶酒先去找向思赓，向看到有好酒，欣然同往聂处。我打算约聂外出，如果他不愿外出，那就去他家里喝。去时，聂一人在家写诗。我提出了邀请，聂很干脆地答应了。傍晚时，到西苑餐所后，听聂的安排，在露天座里喝酒，等到晚8点吃夜宵。于是第一次买了火烧、炸虾、猪肝、蛋卷、腐竹等喝酒。我一直没有主动提出什么。等到酒干了半瓶之后，聂已酒酣耳热，他单刀直入地展开了一场反动的谈话。向思赓在旁边不时帮腔。兴致非常好。再加叫了两样冷菜，聂更要吃热菜，又叫了。直谈到夜宵上市以后。
吃完夜宵后，步行到动物园附近，聂叫了人力车，同往他家，在那里又聊了一阵。
一个晚上我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总算起来在20元以上了。
兹将他的谈话，尽最大可能真实地记录下来。
从上面这个报告前言来看，此人有意刺探情报，拿了好酒请聂绀弩，以使他“酒后吐真言”，把“反动”思想暴露出来，这具有明显的引诱的性质。报告专门加了一句说“破去不少钞”，意思是“得到了一点东西”（得到了聂的“反动”言论）来之不易呵！在那个年代，中级领导干部的月工资也只有一百多元，普通干部月工资不过几十元，如大学本科毕业工作转正后为22级，北京工资为56元。一顿饭花去二十多元，实属高消费了。把消费写到报告中，既是表功，又像是有意要求领取活动经费。当然，时隔数十年，人事更迭，当事者多已不在人世，我们现在很难去了解更确切的情况了。
这份报告中关于聂绀弩那天晚间的谈话内容，共写了10页，主要是针对毛泽东主席的不满言论。其中谈到1957年的“反右”斗争问题，聂如是说：
现在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非解决不可。究竟是我们不对，还是他们不对，这问题非解决不可（敲桌子）。不解决呀，什么革命，什么民主，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逻辑，形式逻辑都讲不通，都要破产！批评一个人事处长的小干部，你就说他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这说得通吗？“反”字，这么容易扣呀！这样被搞成“右派”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他们是想推翻你这个政权吗？就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也不是说他们想（与共产党）平起平坐。想当副总理，可是人家想当的副总理还是你这个政权的副总理呀，他们并没有要推翻你这个政权。你要杀人，你就杀吧，但是杀了以后怎么办？章伯钧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只要对国家、对大局有好处，你们要借我的头，我也很愿意。”要借我（聂绀弩）的头，我也愿意，可是我话还是要说的。（着重，声激愤）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他们要负责，全国都要负责，只有我们不负责，只有我们！（手指连敲桌子）我们什么都说了，我们不负任何责任。要是照我们的意见，哪会弄到今天这种样子！
他们不认错，行不行？不行！现在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民主与科学的问题。你不解决这个问题（指“反右”），民主与科学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什么办法也没有。
他们当然不想解决，也不愿意解决，但是形势逼得他们非解决不可。对个别的人，他们还是要解决的。听说高汾（《大公报》社）的老婆已经恢复了党籍，先前还不是让她和我们一起劳动改造？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当然我不好说是今年，还是明年，还是后年。这不是几个人的事嘛，这是45万人的事，45万！这一定要有一个交代。是他们错了，还是我们错了，这非搞清楚不可，非根本解决不可。一个一个解决，绝对不能解决问题。你就把冯雪峰、我聂某人的党籍恢复了，恢复原来的职位，还让冯雪峰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我当副总编辑，并且赔偿我这几年来的工资，也不能解决问题。就算他们让我当文化部部长吧，这总算满足了我最高的愿望了吧？我也不能干了，我也不干了。我们去干了，那一班现在爬上去的人怎么办？他们本身没有什么错，他们因为执行你的方针政策上升了，你叫他怎么下来？这就是现在的根本问题。把一些老的科学家，老的干部都打下来了，让一般干不了的人上去，他们什么也搞不好。一切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把马寅初打垮了，你替马寅初写墓志铭，只要写“公讳寅初”这几个字，就比那些不知名的来得响亮。人家可以把学校办好，他们那一般混蛋就没办法，你要不要科学？这个问题一步一步地逼来了，非根本解决不可。
我们这些读书、写文章的人，过去都有一个错误的看法，以为我们不懂得政治。其实现在懂得政治的只有我们……（声音激越）瞧吧！我们懂得辩证法，我们相信辩证法，封建主义总是要进棺材的。
报告后面的落款为“1962年9月12日下午”。
报告所录聂绀弩关于“反右”问题“非解决不可”的谈话，现在看来，聂绀弩似乎过于激动，尤其酒后，出言未免失控，但他满含着愤慨的感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中某些观点，不失为犀利而深刻的理性判断。“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央终于对“反右”问题作了全面纠正，回头看去，应该说聂绀弩当年的言论是富有政治预见性的。
聂绀弩当时所说的解决问题，不是要求为自己平反，也不只是为错划“右派”的人恢复党籍、恢复工作。他说的是要分清谁是谁非，是要从民主和科学的高度上解决问题。
1957年的“反右运动”，致使五十多万人被划为“右派”。聂当时说“45万”，数字还说少了。在那种极“左”的政治运动中无辜遭受挫伤的，如聂所说，有像马寅初那样的老学者，也有像那个“批评人事处长”就被戴上帽子的年轻人。尤其是血气方刚、富有才华的青年知识分子，占了“右派”的大多数。1959年至1964年，中央就曾先后分五批摘掉了约30万人的“右派”帽子，但是，用聂绀弩的说法，摘帽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直到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之后，在沉痛的历史教训的反思中，才开始了对极“左”路线的政治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