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的研究不够充分，但是也足够多，毕竟发生在六十多年前而已，包括最高层的危机处理，决策制定的过程。大致的框架：困难是某党高层集体所为，独裁者并不比党内其他人更了解事件的严重性。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发生以后，虽然直接当事人没有得到追责，但是有很多在后续的政治运动中没有经过公正的法律审判而以被非人道的形式受到严厉的打击报复。最大的当事人并没有被追责，但是他遭遇了巨大的信任危机，这也为他将来发动连续数轮高层清洗埋下了伏笔。

和六十年前的巨大人造灾难类似，眼下这场危机造成的恶劣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揭示的还不够充分，高层的决策过程和信息反馈被高度保密，不可能拿出来给史学家研究。俺斗胆预测，和六十年前不同的是，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就是一个人的决定。从上海三月份的表现来看，连这个人在上海的走狗的心里盘算的都实际的多，就是想蒙混过关，控制舆论，篡改统计数据，以精准防控的招牌翻过一次感染高峰，只要一个月就可以轻舟已过万重山。可惜最终被叫停，来了一次两个半月的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