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在严修家馆讲授的科目除英文、算术、物理、化学外，特别增设体育课。他用鸡毛掸子杆作为跳高的跳竿，让严家子弟把辫子盘在头上，穿着靴子，掖起长袍的衣襟，在鸡毛掸子杆上练跳高。竿子升高了，就在椅子上垫书本。家馆没有木马，就让学生曲身，两手撑膝，排成一列，然后鱼贯腾越，代为木马练习。现在看来，这样的体育课似乎有些滑稽可笑，但当年张伯苓正是用这种方式在挑战千百年来的教育传统。

　　当年西方体育传入我国，主要局限在军队和军事学堂，传统塾馆是鄙夷体育的。但此时的张伯苓不仅大胆把体育列为私塾的必备课程，还积极地以课外活动方式开展新式体育，踢足球、骑自行车、练哑铃等。夏季时鼓励学生穿短裤参加体育锻炼，士大夫阶级、读书人当时还是宽袍博带，端着长指甲、迈着四方步，而张伯苓引进近代体育，大胆开风气之先。

　　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新人才是个什么样子呢？张伯苓曾在刘公岛看到两个人，一个是英国兵，一个是中国兵。那英国兵身体魁伟，穿戴得很庄严，面上露出轻看中国人的样子。而中国兵穿的衣服很破，胸前一个“勇”字，却面色憔悴，两肩高耸，像个“山”字。这两个兵实有天壤之别，这给张伯苓带来的刺激非常强烈。

　　甲午战争惨败，令国势垂荡。此时许多朝野人士和知识分子体悟到人的改造对国家生存的关键影响。而人的身体改造，便直接关乎人的改造。张伯苓认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国民体魄衰弱，精神萎靡，工作效率低落，服务年龄短促，原因固属多端，但要以国人不重体育为其主要原因。现在不能再像科举时代那样只读死书了，人没有良好的体质，学问、道德再好也发挥不出来。而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样子恰恰是：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新人才绝不应该是传统读书人的模样。

　毛泽东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文章也表述了与张伯苓相同的观点：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新人才应该是“野蛮其身体，文明其精神”。

　　张伯苓办教育，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南京政府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不管在哪个阶段，他一直以体育为教育之根本。他说，晚清以来，我国遭到外国列强欺侮，主要是我中华民族有五病，即“愚”、“弱”、“贫”、“散”、“私”。而要矫正上述民族五病，必须大力兴办教育，培育救国、建国人才。而要实现教育救国的目的，首先要重视体育：“第一是锻炼学生要有强健的体魄，第二是培养学生要有浓厚的国家观念。二者兼备，然后方能担负起救国救民复兴御侮的重任。”

　　“不认识体育的人，不应该做学校的校长”

　　“体育为先”是张伯苓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一直认为：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教育精神应以“体育”为骨干。并明确指出，德智体三育中，中国人所最缺者为体育，中国人身体软弱以读书人为甚。因而办教育，“不认识体育的人，不应该做学校校长。”体育发达不只是身体强健，它与各事均有连带之关系。他希望以体育增强国民的健康体格，并以体育精神和方法，来组织国民、团结国民，使散漫变为组织团结，使自私变为合作互助，养成国民的健全人格；要始终把体育置于和智育、德育同等重要的地位，不可偏于求知的智育。

　　南开是私立学校，经费主要靠募捐得来。兵荒马乱的时代，南开一直入不敷出，欠债办学，张伯苓对体育的投入却从来都是毫不吝惜。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南开便有篮球场15个，足球场5个，网球场17个，器械场3处，400米标准跑道大运动场2处，各种体育轻重器械一应俱全，甚至还专程从美国购进最新式全套试脚力与背力器、马表式手枪、手球、护膝等。

　　张伯苓对体育教学师资也是认真遴选、高薪礼聘。学校还专门送学校体育课主任章辑五到东南大学体育系进修一年，去德国、意大利、芬兰、瑞典、丹麦、苏联考察，到英国接受训练，赴美国进修。

　　张伯苓重视竞技体育，南开的许多学生运动员，曾代表国家参加世界体育比赛，并披金挂银。但张伯苓更要求体育面向每个学生，加大普及体育锻炼的力度。每个学生体育成绩必须达到一定标准才“准予毕业”。张伯苓要求体育课程要规范化、科学化，明确体育教学目标：使身体各部平均发育，训练端正之姿势；使各器官之机能完全发达，增进全身之健康；使一切动作敏捷正确，精神愉快，产生美感，并养成能守纪律、重体力、尚仁侠之健全人格。南开的学生要“学业扎实、生活朴实、工作踏实”，但首先是“身体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