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yili 于 2005-2-25, 21:31:25:
再论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
翊力 宝珠
最近《新语丝》上刊登了几篇方舟子先生的文章，支持杨振宁对于《易经》的批评，并且反驳了朱学勤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席泽宗对此发表的一些言论。
在这些辩论中，《易经》是否具有逻辑性，科学性并不是重点。席泽宗在《科技中国》对他的采访中已经说明，他是基本赞同李约瑟对《周易》的评价的，认为“《周易》对中国古代科学是没有任何的促进作用”，且“对那些盲目夸大《周易》作用的观点，如有些学者把现在发现的遗传密码、量子力学等等都用《周易》来解释，更是不能赞同。”（席）
方舟子（杨振宁）和席泽宗（朱学勤）两方辩论的关键还是集中在‘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这个问题上。方舟子在《杨振宁：在科学与玄学之间》引用了爱因斯坦信中给出的一个答案，即“古代中国学者不懂得形式逻辑体系和实验验证，因此没能发展出近代科学”。文章进一步说明杨振宁给出的是一个类似的答案，只不过他把原因更直接地归结为《易经》的影响，认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是因为“中国传统里面只有归纳法而无推演法（即演绎法）的思维方法。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思维方法，但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西方则是继承了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且以之为源泉发展出近代科学。（方）席泽宗和杨振宁的分歧是，他认为传统文化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应是“社会原因，即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同理，他认为近代科学在欧洲的兴起也和希腊文化无太大关系（席）。我支持席泽宗的看法。
欧洲文艺复兴之前，亚理士多德的理论在文化和学术领域都处于绝对主导地位。“１２５５年巴黎大学（神学院）要求人文学科的学者们必须学习所有已知的亚理士多德著作。那时，当一名哲学家就意味着要浸心研究亚理士多德以及他的阿拉伯评注者们的理论。”（Harries, 130)席泽宗在他的采访中也提到“欧洲人吸收希腊文化是从12世纪开始的，而且首先是被经院哲学家们所接受的，以至于马丁·路德在进行宗教改革时，也埋怨在教会的学校里不讲《圣经》而讲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席）这种绝对的权威在１２７７年发生了动摇。巴黎当时代表保守势力的Tempier主教和一些神学家在这一年的３月７日发表了‘２１９条责难（The Condemnation of 1277)’，逐条批驳亚理士多德的哲学命题。虽然他们的动机是反科学的，但是法国十九世纪的物理学，数学和哲学家Pierre Duhem认为这个事件对后来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甚至称‘２１９条责难’为“现代物理学的出生证”。
在《无限和透视洞悉（Infinity And Perspective)》这本书里，耶鲁的哲学教授Karsten Harries认为“思考‘无限’以及全能的上帝这种问题必然会伤害人类的自信，不仅仅是我们掌握真理的自信，(在当时）更具体的说是对于亚理士多德理论能否正确地解释自然的自信。亚理士多德物理学和天文学说的解体是哥白尼学者们开始思索和推演的前提：假如亚理士多德的权威没有在不久前被削弱的话，哥白尼几乎不可能系统地建立起他的假设，就算是做了，人们也不会重视它，认为只不过是一种荒诞的胡思乱想罢了。” (Harries, 129)席泽宗说，“在科学史中，以1543年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开始。这一年出版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维萨留斯的《人体结构》两部著作。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出现以后，在欧洲受到了很大的阻力。法国思想家博旦曾经说过：‘没有一个具备普通知识(希腊知识)的人或学过一点物理学(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的人，会想象如此笨重庞大的地球竟能以太阳为中心上下运动。’”（席）但是人们站出来批驳哥白尼本身已经证明了他的学说在社会上具备影响力，倘若亚理士多德仍然拥有绝对的权威，人们认为新学说是个完全不可能的笑话的话，哥白尼又怎么能在社会上引起这么激烈的争论呢？
欧洲近代科学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反复推倒重建，与传统体系不断斗争的过程。Harries认为“神学虽然在１２７７年动摇了亚理士多德世界观的权威性，但这个必要条件却不足以保证哥白尼的产生，人们还必须重建对于掌握真理，至少是接近真理的自信。这是一种相互作用，竞争的关系，一方面是人类在思考上帝无限性时产生的屈从心理，另一方面是他们对于自己认知能力的信念。无限性的反思和人性尊严的反思是哥白尼以及近代科学产生不可或缺的两个基础。人类自信的重建促成了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从人类价值角度观察解释万物的文艺复兴人本主义。”（Harries, 129）这样看来，科学发展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继承传统，一步踩着一步，地基式的过程，而是一个破旧立新循环前进的过程。人们必须认识到前人的局限才有可能开辟新的领域。有斗争才有活力，斗争引发人们思考。相反的，如果一旦某个传统，包括逻辑学，被认为是不可挑战的权威的话，事情就会走向反面。试想，在不真正了解‘力’和万有引力以前，人们怎么能通过逻辑来解释石头落地，气球升天这些自然现象呢？亚理士多德的学说是用目的论来解释重力的：目的论(teleology）认为自然现象的发生和发展都基于目的。石头着地，气球升天是因为它们要“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seek their proper place）”，即石头和地是一类东西，气和天是一类东西。（Harries, 138）总之，如果出发点是错的，再怎么运用逻辑推导结论也是错的。近代科学是严格的把目的和自然现象脱离开了的，这也是为什么Pierre Duhem认为‘２１９条责难’是“现代物理学的出生证”（注１）。古希腊科学专注理论推理甚至还助长了对实验的忽视。“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第七卷中说：‘一个真正的天文学家不必去思考昼夜长短、日月运动以及其他天体的任何事物。在建立真理时，考虑这样多的事业是愚蠢的。天文学和几何学一样，如果我们要采取正确的方法研究问题，那就要把星空抛在一边。’接着，他又引用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话说：‘声学的老师们想比较他们仅仅能听到的声音的和谐，这种试验也和天文学观测一样，是白费力气的。’”（席）
说到这，最好再深入地讨论一下逻辑体系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上所起的作用。他到底是近代科学发展的先决条件呢，还是只是科学发展的一个工具呢？杨振宁认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是因为“中国传统里面只有归纳法而无推演法（即演绎法）的思维方法”，中国文化缺乏逻辑学。席泽宗说他不能同意杨振宁把科学不发展的原因归结到人们的思维和知识层面上来。“逻辑和语法一样，是从人们的思维活动中抽象出来的。正如许多人没有学过语法也会说话一样，中国古代没有写出逻辑学著作，不等于中国人不会逻辑思维。再者，逻辑的严密性并不能保证结论的正确性，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运用亚理士多德的逻辑学，对上帝的存在做出了五大证明，难道上帝真的存在吗？与此相反，作为近代科学开始的一系列新发现，却不是用逻辑推演出来的。如果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还用了传统的方法，即逻辑的论证，维萨留斯则完全使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得出和旧观念相反的结果。哈维对血液循环的发现，伽利略对木星卫星的发现，都与三段论法毫无关系。伽利略认为，在物理学中，基本原理必须来自观察和实验，逻辑和数学只是实验数据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是对实验目标的追求。这正是近代科学方法的精髓。”（席）
杨振宁在他的演讲中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例如《易经》的“思想和方法与科学格格不入，甚至要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承担罪责。”（方）这种说法似乎从反面夸大了《易经》的作用。因为实际上文化传统是禁锢不住人类的创新和进取精神的。这种精神也不存在于某个传统之中，再革命性的东西一旦变成既有体制就会失去原有的革命性。欧洲的启蒙哲学家康德（Kant）说，技术的进步使人们能够越看越远，这种发展的动力不是为了无限地往远看，而是要超越视觉本身（beyond vision），看见不可见，渴求不可知。人类对自由和尊严的信念，不是具体的东西可以满足的。中国和西方真正的差别在于，中国的封建皇权具有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既有体制不易被改变。而西方不管神学或皇权都不长时期的具有绝对的优势，这种地位的不稳固让人们有更多的机会挑战传统。当然，宗教是反科学的，不仅仅是反对原有的科学体系。但是在破除权威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目的是好还是坏的区别。阻碍中国前进的原因并不是传统，而是中国人对于传统的迷信，这包括了正面和反面的迷信。即，《易经》是“超前的科学著作”或《易经》是“近代科学不能产生的原因”。《易经》不过是本书，它是否阻碍科学的发展，取决于人们对它的态度。西方恰恰是因为不迷信古希腊的传统，才有机会发展。倘若欧洲人一直把亚理士多德的学说奉为神明而没有破旧立新发展新的东西，那么今天他们是不是也会指责古希腊文化阻碍了他们的发展呢？科学发展不应该是一个或几个天才发明了一些好的方法，后人就可以受用不尽了。
许多人在讨论“李约瑟难题”(近代科学为何诞生在欧洲而没有产生于中国)时，认为欧洲人继承了古希腊文化，因而产生了近代科学。如果这种关系是必然的话，那么亚理士多德又继承了谁呢？人类的未来是可以通过已知的历史或文化情况预测的吗？人类的命运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还是已经被决定了的？起点高就能决定后来的发展大吗？中国真的从没有产生过科学精神吗？中国经历过好几个思想创新都很活跃的时期。象席泽宗举的明末清初的例子：“按照明末发展的趋势，中国传统科学已经复苏，并有可能转变为近代科学。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而这些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如：李时珍《本草纲目》、朱载《律学新说》，潘季驯《河防一览》，程大位《算法统宗》，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吴有性《瘟疫论》等等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在短短的67年中(1578—1644)出现了这么多的优秀科学专著，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然而紧接下来的战争和清王朝落后的科学政策，以及乾隆后的“复古”运动（崇尚一切都可以从古书中找到原因，包括科技），把科学在中国发展的大好机会给断送了。（席）逻辑推演的思想在中国是从来没产生过，还是产生了而没有得到发展，没有被听到？席泽宗认为科学的发展主要是取决于当时的社会需求和客观环境，而不是历史上有没有发明过逻辑学。我认为他的观点比杨振宁的更客观。
注释：
１。神学对亚理士多德的责难为什么反而促成了科学在目的与现象上的分离请参见《Infinity and Perspective》第７章。
参考：
Harries,Karsten "Infinity and Perspectiv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2001
"At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Aristotle was then brilliantly represented by Thomas Aquinas (1225-1274) and Siger of Brabant (ca. 1240-1284), the former more interested in philosophical and theological topics, the latter more in the philosophy of nature. In 1255 study of all the known works of Aristotle was made obligatory in the arts faculty of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To be a philosopher had come to mean to immerse oneself in the works of Aristotle and of his Arab commentators."
Chapter 7 Truth as the Property of God
"One casualty of meditations on the infinity and omnipotence of God has to be our confidence--not just in our ability to seize the truth, but more specifically in the truth of the Aristotelian view of nature. The destruction of Aristotle's astronomy and physics is a presupposition of the speculations of a Copernicus: had the authority of Aristotle not been undermined long before, Copernicus could hardly have formulated his hypotheses; and, had he done so, they would have fallen on deaf ears and been dismissed as fantastic speculations. But this shaking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Aristotelian world view, while necessary, is not sufficient to account for the possibility of a Copernicus. It also requires a renewed confidence in the human ability to seize or at least approximate the truth, a faith in our cognitive faculties that counteracts the cognitive resignation that issues from meditations on the infinity of God. The renewal of that faith contributes to the anthropocentric humanism of the Renaissance. Both the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infinity of God and humanist reflections on the dignity of man are indispensable foundations of the achievement of Copernicus and more generally of the new science."
方舟子，《杨振宁：在科学与玄学之间》，新语丝，http://www.xys.org XYS20050131
席泽宗，《近代科学与传统文化无太大关系》，新浪科技，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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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古希腊的科学遗产》，新语丝，http://www.xys.org XYS20050112
方舟子，《杨振宁失误了吗？》，新语丝，http://www.xys.org XYS2005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