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家现在也就是一只小鸡，

鸡养大了就变成了鹅，

鹅养大了就变成了羊，

羊再养大了，就变成了牛啦，

牛以后就是共产主义啦，

就天天吃饺子，天天吃肉啦！

……”

共产主义，或者说至少是中国异化版本的共产主义（不知道马克思对一个理应没有阶级的社会中分成四等的列车车厢有何感想），已经展现了它的奇迹。迄今的道路曲折多多，旅程也历经磨难，当然还免不了流血。但是，共产党（至少是按其自己的标准）已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正如导演张艺谋1994年的电影《活着》中的主人公先后向他的儿子和外孙所许诺的那样，多数中国人的日子确实好起来了。

《活着》的故事，的确，还有张艺谋的人生历程，让我们对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邓小平启动经济改革30年来的历史有了很多了解，如今张艺谋已经从作品遭禁的电影导演，变成共产党的宣传总监。《活着》是一部史诗般的电影，生动展现了集体主义的苦难和毛泽东主义教条的疯狂，其对共产党统治的描绘，足以让它遭到电影审查人员的查禁。然而，在影片结尾，导演还是设法传递了乐观情绪，欢呼国家在告别150年的殖民屈辱和内乱后，走向团结，并迈开前进脚步。

在喧闹忙乱的中国城市中，这种乐观情绪几乎触手可及——1949年，中国的城市人口仅占总人口十分之一，如今这一比例已接近二分之一。“今天好过昨天，明天会更好”的信念与生俱来，这样的乐观情绪成了一剂强烈的解药，化解了许多西方人眼中理所当然的对威权统治的不满。

肉和饺子不足以收买所有人，但它们的确有帮助。经过30年每年平均10%的迅猛增长后，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6000美元。但这意味着中国仍是一个中等偏低收入的国家，更接近安哥拉而非美国的水平。平均数字还掩盖了巨大的收入差距，这种差距让党的领导层夜不能寐。然而，即便是平均数字，也意味着数亿人已经摆脱贫困。更重要的是，它还有望让另外数亿人脱贫。

抱负无处不在。咨询公司中外商通(Beijing Axis)表示，中国每年毕业的工科大学生有70万人，工商管理硕士(MBA)有3万人。中国市场使用的手机有6.5亿部，每年屠宰的猪的数目也大约有这么多。据中外商通估计，上世纪90年代后期，只有大约500个中国人会滑雪。而到了去年，前往滑雪场的中国人达到了500万。

也不只是个人机会的问题。中国很快就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年，中国人购买的汽车和卡车数量将超过美国人；中国人已经进入太空。总之，中国正迅速抹去遭到殖民征服的记忆——对一个曾习惯于认为自己是文明中心的民族来说，那是一段噩梦般的经历。

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中国公民看不到自己国家的不足与矛盾。许多人对领导人的腐败和无能愤怒不已，尽管很多不满是针对具体的地方官员，而非共产党本身。中国人不喜欢被强行赶出自己的土地；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被毒牛奶或不择手段的国有工厂伤害。暴力抗争事件相当常见。许多人都意识到了中国总理温家宝经常承认的问题：目前的增长模式不稳定——能耗太大，经济结构太偏，过分依赖庞大的政府支出。然而，一个常见的观点是，这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当然，在一个没有新闻自由和选举的国家，很难求证这是否是普遍观点）。只要明天会更好，这一切就都可以忍受。

张艺谋自己由叛逆者到政府宠儿的人生道路，可能也体现了这样的思路。1991年，他拍摄了一部反专制的故事片《大红灯笼高高挂》，片中（未露面的）老爷一手操纵着四个不幸老婆的生活。那部电影被查禁了。然而，11年后，同样是这位导演拍摄了《英雄》，歌颂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的威权统治。北京立即游说让该片竞逐奥斯卡奖。接着，张艺谋导演了去年的奥运开幕式。今年国庆，他将导演阅兵仪式后面的群众游行。但安全问题意味着，那将是一场基本上没有民众参与的人民庆祝活动。

和《活着》的主人公富贵那样，张艺谋可能已得出结论认为：顺应历史要好过对抗历史。富贵在“大跃进”中失去了儿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了女儿。然而，在电影的结尾，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开始了，他在外孙的未来中找到了安慰。和他的儿子不同，外孙的梦想可不止是有一天骑得上牛了。“馒头长大了就不骑牛了，就坐火车，坐飞机，”身为外祖父的富贵说，显然，他还想象不到滑雪场。“那个时候啊，日子就越来越好！”

译者/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