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警予是中共最早的女党员之一，被誉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1919年她与蔡畅等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为湖南女界勤工俭学运动的首创者。1921年底向警予回国，不久她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短短几年的时间，他们夫妇俩就迅速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向警予

第三者彭述之“插足”

身处从封建专制社会向近代民主社会转型时期的向警予，本身就是趋新和守旧、开放和保守的矛盾统一体。

婚后，她还是无形中受到一些旧式礼教及工作身份的束缚，处处压抑自己，不苟言笑，并且逐渐地也反对工作和生活中其他人的谈情说笑，少妇老成，甚至被同事们称作“老祖母”。

“向蔡同盟”的经典故事使她感到很大的压力，她认为自己必须尽量地显得庄重。实际上，虽然她对蔡和森的爱并没改变，但对他拖沓和不注意个人卫生的生活习惯比较反感。

无论在外界看来多么有名的人，生活中都是平凡的。

因此，数年之后，这桩看似牢不可破的婚姻，却由于另一个男人的出现，触礁倾覆。这个人，在中共党史上也是赫赫有名，他叫彭述之，时任中央宣传部长。后来堕落为“托派”，1929年被开除出党。

二人的恋情发生在向蔡婚后的第六年，亦即1925年。当时彭述之以中共的“四大”中央委员的身份接替多病的蔡和森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则专职主编《向导》周报。为方便工作，中央决定蔡和森夫妇、彭述之夫妇和秘书郑超麟一起住在宣传部的寓所。

彭述之是一个风流才子式的革命者。他潇洒的举止，幽默的谈吐，深深地吸引了向警予。而这些正是蔡和森不注意或者本身缺乏的。蔡和森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中得到公认的特别艰苦勤奋的领导人。工作废寝忘食，生活不拘小节，甚至不讲卫生。蔡和森作为职业革命家，他当之无愧。但作为人父人夫，则并未完全尽到责任。还有，他们夫妇都忘我地工作，谁都不愿意为家庭多牺牲。向警予不善理家务，蔡和森无固定收入，以致于家庭有时发生断炊之事。

1925年6月，蔡和森因为领导上海“五卅”运动等工作，过度劳累，哮喘病和胃病复发，不得不离沪到北京疗养。

彭述之除了担任中央宣传部长之外，还自告奋勇地兼管中央妇女委员会的工作。而负责妇委工作的正好是向警予。

这样，两人接触的机会便更多了。特别是蔡和森离开上海后，彭述之在生活上对向警予更是关照有加。这使向警予十分感动，两人很快坠入情网。

三个月后，病情缓解的蔡和森与陈独秀一道返回上海。令他惊异的是，尽管早将行程通知了爱妻，但向警予却躲到楼上，没有出来接他。

郑超麟在回忆录中谈及这段公案时，透露说向警予原想瞒住蔡和森。郑超麟曾问彭述之：“你们的事情要不要告诉和森？”彭述之回答：“警予同志以为不必告诉他。”但蔡和森很快发现妻子有些不对。再三追问之下，向警予终于坦白了一切。至于向警予的坦白，到底是因为内疚，或者干脆就是为了摊牌，后人已无从得知。

事情闹到了政治局

很快，向警予与彭述之的事情闹到了中共中央。是谁先将此事端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说法不一。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中是这样说的：“在会议上，蔡和森的太太向警予首先报告在其丈夫蔡和森离沪期间，她与彭述之发生了恋爱，其经过情形已在和森返沪的当天，就向他坦率说明了。她表明她陷于痛苦的境地，因为她与和森共患难多年，彼此互相敬爱，现在仍然爱他，不愿使和森受到创伤；但同时对彭述之也发生了不能抑制的感情，因为他的风趣确是动人的。她要求中央准她离沪，派她到莫斯科去进修。”

但郑超麟的说法与此不同。在郑的记忆里，是蔡和森把这件事情提交给党的政治局会议，其动机是想请党阻止向彭之间的恋爱，以此来挽救自己的婚姻。郑超麟在回忆录中说：“独秀刚宣布散会时，和森忽然站起来，说他还有一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他说：‘警予同志和述之同志发生了恋爱……’”会议之后，向警予斥责蔡和森自私自利：“分明晓得中央会站在你方面，你才提出问题来讨论。”受到指责的蔡其时一言未发。

无论真相如何，向蔡之间的裂痕公开却是肯定了的。中共对彭述之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为了挽救“向蔡同盟”，中央决定让向蔡二人同赴莫斯科。向警予进入中山大学学习，蔡和森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但是，破镜难圆，覆水难收。向蔡在莫斯科十分理智而平静地分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