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5日，在CCTV的新闻里播出了三条不幸的消息：

2009年6月5日上午7时，中共17大代表，央视新闻连播主播，被称为“国脸”的罗京同志与淋巴癌抗争10个月后不幸去世，享年48岁；

2009年6月5日上午8时，成都公交车起火，25人遇难，受伤76人，其中特重伤6人。网友可能没见过“特重伤”，我多年前到医院探望病号的时候赶上一起生产烟花爆竹的工厂爆炸，走廊里有几个“特重伤”，说白了就是跟烤白薯差不多，仔细看能勉强看出个“人形”（不是日语的“人形”），面目全非，连是男是女都很难辨认；

2009年6月5日下午3时，重庆武隆县铁矿乡鸡尾山发生山体崩塌事故，崩塌的山体将山对面的三联采矿场和6户居民家淹没。事故已经造成了80余人死亡。我这里说“80余人”，是因为截止到发稿为止到底死了多少人我也不清楚，只知道至少是80人。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信息也很模糊，远不像罗京同志的消息那么清晰，一会是“59人被埋”，一会又是“87人被埋”。比较清楚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同志，对抢险救援工作反复进行了部署和批示，尽管部署和批示内容可以雷同，但措辞和语气可因人而异，还照样能玩出许多花样来。熙来同志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号称“政治明星”，天赋极高不说，还有当年红卫兵的底子，经过这些年的摔打，什么场面都见过，一定不会错过这个作秀的机会，大概想不出彩都难。具体怎么批示部署的，我不清楚，核心内容估计不会有什么花样：水灾时“一定要抗洪”，火灾时“一定要救火”，蝗灾时“一定要灭虫”，这次是山体崩塌，大概是“一定要把人刨出来”。

同一时间发生了这三件事，在同一条件下观察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反应，实属难得。这次北京死的是名人，成都死的是城市居民和学生，重庆死的是一文不名的农民。我看了一下官方和周围革命群众的反应，大家的基本态度是“人总是要死的，但生命的价值有所不同”。这证明了我一直坚持的一个观点：在中国大陆，生命的尊严和价值是分层次、有等级滴！而且和以前大多数情况一样，官方和周围革命群众又是出奇的一致，再次证明中国政府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政府，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罗京去世后，央视以前所未有的规格与方式报道了罗京的消息，全体主持人出镜时也都换穿了素装。我平时不大看电视新闻，不慎碰到了新闻联播，也跟当年人们到了克拉玛依一样，“赶紧转过脸，向别处走去”，倒不是对播音员有什么偏见，只是内容实在劣质，都是讲领导多忙、帝国主义多糟、我们多幸福，若不知道汉语中“假大空”的词义，只要看两次央视新闻连播，保准理解不会有误。据传赵忠祥在六四期间有句名言：我在电视上播的内容，除了“动物世界”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

因为平时看新闻联播少，对于罗京先生，谈不上有什么太深印象。这可能也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先进事迹和负面新闻有关。“中共17大代表”也是他去世后才听说的，看来党的“喉舌”和西方传媒绝不是一个可以等同、甚至可以比较的概念。能够留下的印象一是少年老成，二十多岁就开始谢顶，据说这是央视铁的纪律有关，错一个字就要罚款二百。大概订这条纪律的台长也是从小接受革命教育，“你要是拉破一道口，扣你一斗红高粱”之类山东快书没少听，弄得这些播音员罗京、王宁等个个都是小老头一般；再就是罗京的嗓音浑厚深沉，发音吐字讲究，只是略显严肃拘谨，特别适合播党的大政方针，好像不干新闻联播便枉活一生。在我看来，罗京先生和CCTV“整点新闻资深播音员”邢质斌，也就是德高望重的邢二姐很相似，就是个念稿子的，一丝不苟地念，严肃认真地念，生命不息，念稿不止，一直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本来对死人应该说些歌功颂德的话，我也想说，可实在说不出来，因为说的人太多了、太过了。传媒界的动静大还可以让人理解的，毕竟是在一起共事多年的同事。可前几天的遗体告别仪式，有数千名不明或大明真相的群众，自发冒雨去参加告别仪式，在现场泣不成声，“泪飞顿作倾盆雨”。我对中国人是“暖水瓶性格”的说法历来不敢苟同。说什么中国人性格像暖水瓶一样，感情内敛，外边看着冷漠，心中却是火热，这种说法整个一扯淡。无论是表忠心和还是显悲痛，中国人从来没有“外冷内热”过。不信你打开各大论坛、网站，悼念罗京文章铺天盖地，千千万万与罗京素不相识的“平凡的人们”，都在写文章、发博客，赞誉之词用起来毫不吝啬。我看到最邪门的发誓要修一道通往天堂的阶梯，到那里再去聆听罗京那熟悉的声音。我周围的人反应也差不多，罗京之死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不到50岁就走了，这么年轻”、“英才早逝，可惜啊”、“生命这么脆弱，说完就完”、“还是想开点，该吃就吃、该玩就玩吧”，感慨之余，找借口下馆子狂吃暴饮的也有。

对于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一说是自燃，另一说是他燃），我周围的人们也很关心。篡改一句毛主席语录就是，“成都公交车起火，引起城市居民大哗”。原因很简单，自己或家人都要乘公交车上班，“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这事谁知道哪天会摊到自己头上啊。而且当局处理方式和重庆山体崩塌事故也不一样，重点不是报道四川省委和成都政府如何重视，而是各市（起码是大中城市）政府都下发了N道紧急通知，这可跟关闭小煤窑不一样，确确实实是动真格的。一时间所有的空调车都装备了灭火器和消防锤，有的还对空调车进行了改造，换上了可开启的车窗。市民们跟害了强迫症一样，上车后东瞧瞧西看看，发现整改不彻底当场举报还可获奖励。我能想到的整改措施政府都做了，谁要再说政府不重视我跟谁急。

我们部门老中青、左中右都有，80%都是农村出来的，好像谁也没对重庆武隆县铁矿乡鸡尾山那80多条生命怎么留意过。我测验了一下，能说出“铁矿乡鸡尾山”的人一个也没有。给我的感觉好像那80多条生命不属于我们这个国度，或者和我们不是一个物种。即使是这些刚刚抖掉头上高粱花子的前农民。他们只是庆幸自己脱离了苦海，还在继续努力帮助七大姑八大姨脱离苦海，对还在苦海挣扎的阶级弟兄没有丝毫的同情和怜悯，更不认为这些生命应该享受同样的待遇和尊重，只是认为自己曾经不幸生在了农村。依我看来，真正关注在苦难中挣扎农民兄弟的，还就是人贩子和农民起义的领袖。

我印象中人们对60年代的大饥荒、河南板桥水库垮坝事件死亡人数的关注和认真程度要远远逊于反右、文革和六四。我并不是说反右、文革和六四不该关注、不该纪念，而是远远不够。但是觉得60年代的大饥荒、河南板桥水库垮坝事件死的都是普通农民，这些人的生命太不值钱了，居然连个有名有姓的都没有。我周围有个家是河南驻马店的，他说他们同学不少都是单亲家庭，父母一方都是水库垮坝淹死的。他说这话的时候，居然说他当年感到这种情况“很好玩”。

记得张朴先生曾经在坛子里说过，张戎的大作如果能在大陆出版，肯定能打倒毛泽东这座豆腐山（大意）。我感觉张朴先生还是太乐观了点，即使张戎的大作和杨继绳先生的《墓碑》都能在大陆出版发行，即使张戎的大作里面所说的“大饥荒饿死七千万”都准确无误，依然会有大量的拜毛教徒。

说起大饥荒，我个人觉得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所说的“饿死三千七百万”更可信一些，不过这只是个人感觉，只有国家统计局的公布数字才会更靠谱一些（前提当然是不讲政治，只讲事实）。可至今国家对于建国以后各次运动中的死亡人数都讳莫如深，大饥荒尤甚。大概给历届国家统计局长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也不会说的，“上级的地址、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地址、姓名我也知道，但这是我们共产党的秘密，决不能告诉你们”（江姐语）。即使随着信息的开放，人们实际上已经逐渐地了解了这些事实，但仍然丝毫无损于毛主席的光辉。甚至就是毛主席真正实施了“打核战争死一半人，剩下一半搞建设”，毛教徒仍然不乏其人，还有可能会更多，没准最坚定、最铁杆的还是死者的家属。

将来中国可能建文革纪念馆、六四纪念馆，但不大可能建什么大饥荒纪念馆、板桥水库垮坝事件纪念馆。前年我去河南，专门到板桥水库去了一趟，那里倒是有个“纪念碑”，碑的正面是：

板桥水库复建纪念

板桥水库原建于一九五二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兴建的第一批大型水库之一。一九五六年经扩建加固，一九七五年八月八日毁于特大洪水。三日进库水量6.97亿立方米，洪水流量1.30万立方米每秒，均超过原设计值的一倍左右，溃坝瞬时流量高达7.81万立方米每秒。时值十年动乱，救护不力，卷走数以万计人民的生命财产，为祸惨烈。一九八七年元月复建，历五载建成。除水害、兴水利，必须对人民负责，确保安全。树此以志不忘。

我想起当年的中国第一富婆刘晓庆谈到钱的时候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钱对我来说，不过是一个数字而已。这次重庆武隆县铁矿乡鸡尾山发生山体崩塌事故死去的80多条生命，我看就跟大饥荒、板桥水库垮坝事件一样，也不过是个数字而已，而且是个模糊的数字、丝毫不值得记忆的数字而已。因为他们只是普通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