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qiubo 于 2005-1-05, 05:38:12:
回答: 席泽宗院士：近代科学与传统文化无太大关系 由 bluesea 于 2005-1-05, 00:11:44:
1，哥白尼、伽利略的年代，“环境”可不怎么好。但是理论科学产生了。
2，院士说的中国古代的著述，先不说数学类的，其余都是工艺和实际经验的记载。而理论科学提供对某个问题的解释。
3，“社会原因”隔绝于文化么？是不是中国的统治者、中国的制度安排者都是外星人？
4，院士说的古代的经验著述、以及数学，古天文记载，很多文明都有，但是发展出理论科学的只有继承古希腊哲学的欧洲文明。古希腊如何有了这种哲学，也许我们无法知道，但是不承认它是一个奇迹就是错误的。
并非如该院士所言，“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和英国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1644年是个转折点”，第一说英国是错误的，（近代）科学活动的形成并非只在英国，第二欧洲难道和中国在1644年以前差不多么？请思想史专家解惑。
“对于中国传统科学的弱点——系统性、理论性不强，康熙未予以重视”，这话也有趣，难道理论科学地产生都是“领导重视”的结果？“领导”都是科学慧眼，能看出什么系统性、理论性不强？
转述两段本人比较喜欢的自认启蒙运动追随者的波普尔的话：
“人们常常声称，科学发现的历史只（或主要）依赖于新仪器的纯技术发明。相比之下，我认为科学史实质上是思想史。在伽利略想到在天文望远镜中使用放大镜之前，放大镜已存在很长时间。”（《科学与批评》）
“我所援引的色诺芬尼的这些片断也许可压缩为下面的两个命题：
1．没有真理的标准；甚至当我们得到真理时，我们也决不会确切知道这一点。
2．存在着在寻求真理中的进步的理性标准，因此存在科学进步的标准。
我相信两个命题都是正确的。
但是在寻求真理中科学的进步、我们的假定、我们的猜想中的进步的理性标准是什么？什么时候一种科学假定胜过另一种假定？
回答是：科学是一种批评活动。我们批评地检查我们的假定。我们批评它们以便能发现错误，希望消除错误从而更接近真理。 ”（《论知识与无知》）
历史上似乎是，自以为已经掌握真理的（比如教会），都不怎么喜欢理论科学的出现和发展，因为科学非但有“器物之用”，还解释“天”和“宇宙”。